标题旷日持久的煎熬

　　最近，因为一个出人意料也颇为可笑的原因，我把曾经读过的《马桥词典》和《哈扎尔辞典》又仔细地再读了一遍。对照之下，那个被想过很长时间的问题，再一次地逼到眼前：我们中国文学，我们中国作家，我们每一个还想从事文学的人，在当今这样一个新的世界文化格局所限定的人类处境中，到底还有没有可能深刻地创造性地表达自己？这个问题很简单，简单到你根本无法绕开和回避。
　　自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以来已有一百五十多年了。一个半世纪以来已经有不知多少亿的生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下来又消失；活过，又死了。但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对于自己的古老的突围仍然遥遥无期。一个在外力和内力的合击之下解体了的文化传统，仍然在艰难地一砖一石地尝试着自己的重建和塌陷。
　　当人们以这样的眼光和尺度看待历史的时候，几乎可以，也完全可以对于一个叫做马桥的村子忽略不计。因为它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它除了一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村民，和村口那两棵最终还是被砍倒的老枫树而外，实在乏善可陈。但是马桥人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尺度，照样在罗江的岸边，照样在没有了枫树的村子里生生不息。
　　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星球靠着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法律章典、民主制度、世界大战、核武器、环境污染和种族歧视，已经从一个殖民主义的星球演变成一个全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市场化的星球，而且据说是已经进入了“后现代”。
　　当人们以这样的眼光和尺度看待地球的时候，几乎可以，也完全可以对于一个叫做中国的国家忽略不计。因为它实在是太陈旧了、太落后了，它从来就没有赶上这股潮流，它死跟活跟还是跟不上，跟了一百五十多年，不过才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它既没有领导过这股潮流，也没有给这潮流输出过什么可资借鉴和使用的“文化”。虽然有人在用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来印证“儒家文化的新的兴起”。但是小龙毕竟不是老龙和大龙。邻居和亲戚的阔气，并不能说明自己的繁荣昌盛。因而就有人充满危机感地喊出，如果我们中国人再不赶上这“第三次浪潮”，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可是，这一切也没有能妨碍和停止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并且早已经从“四万万同胞”生长成了“十二亿炎黄子孙”。
　　之所以在谈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的时候，不厌其烦地谈论“眼光”和“尺度”，是想提醒诸位注意我们作为中国人的生命处境，是想提醒诸位注意作为马桥人的生命处境，和落在那些“眼光”与“尺度”所组成的“历史”之外的生命的存在和生生不息。
　　我想，一切真正的文学和艺术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打捞和表达这所有的被“历史”所遗漏的东西，这所有的被遗落在“历史”之外的人的生命体验。当我们把这些刻骨铭心的生命的体验打捞上来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又会在不期然之中在那些生命的深处看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眼光”与“尺度”所留下的烙印。
　　当回过头来打量历史的时候，凡有些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以《狂人日记》为题而发端的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在它的第一天就打上了外来文化的烙印。这篇被鲁迅先生从俄罗斯作家果戈里手上“全盘袭用”了题目和文体的小说，竟然从此成为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不可逃避的世纪性的命题的标志。对此，鲁迅先生曾经有过一句殉道式的悲情自白：
　　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煎熬。这是历史给中国人给中国文化留下来的唯一的再生之路。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悲怆欲绝旷世孤独的主调挥之不去的根源。在中国现代文学立起的石碑上，一面刻下的是生者前进的里程，一面刻下的是给死者的诔文。
　　七、八十年的岁月倏忽而过。我们在本世纪末所遇到的是更为无助的两难处境——自己的腐肉尚未煮完，那团窃得来的别国的火种却已经出了问题。当“德先生”生出法西斯的怪胎，“赛先生”造出核武器的灾难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反躬自省。当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浪潮席卷世界的时候，当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种种理论把那窃得的火种变得扑朔迷离的时候，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我们不得不重新体察自己这世纪性的煎熬。当西方人在那些当初被他们认定后来也被我们所认定的真理的尸体上哀歌不已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所陷入的将是一种更可悲哀的无语的叙述和无字的书写。当年，我们从文革浩劫的废墟中走出来的时候，一种“得救”的激动掩盖了我们这个无比尴尬的处境。但那种控诉式的“伤痕”，并不能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新的精神的立足点，也不能作为中国新文学赖以生根的坚实的土壤。作为一名在“新时期文学”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我自己曾经也在一次又一次“轰动”的空响中激动不已。我们得承认，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很低。也就是在新时期文学走到第一个十年前后，以韩少功等人为首的几位年轻作家，却打出了一面看上去很老的叫做“寻根”的旗帜。如果说韩少功当初的寻根，更多的是为了逃离政治话语的狭窄的阴影，那么韩少功也从此开始了自己面向世界，更为开阔、更为清醒、更为独立的精神和情感的追求。在扬弃了简单的东西文化优劣论之后，在放弃了那种线性的非此即彼的对于世界的把握方法之后，在经过了旷日持久的知识结构的转变之后，在翻译了昆德拉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之后，在经过了从《爸爸爸》《女女女》到《谋杀》《鞋癖》《暗香》等等一系列的新的形式和文体的尝试之后，在经过了又一个十年之后，锲而不舍的韩少功终于写出了他的《马桥词典》！
　　在这第二个十年当中，我们又经历了“现代派”“先锋”和一切关于“后”的新名词的轰炸和轰动。在这第二轮的轰动之中，我们所常常看到的还是那样一种“获得真理”的满意，还是那样一种“宣布真理”的自豪。但是，如果“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只在于一时的炫耀，本意却只在于夺一时的话语时髦，甚至本意却在于用“后现代的神话”来遮盖中国的鲜血和苦难，用“后现代的神话”来取消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理性承担，那么我们将会永远被淹没在历史的阴影之中。中国文坛上“先锋小说”迅速的兴起和衰落，其症结也正在于仅仅“从别国里窃得火来”，却又并不真心地“煮自己的肉”，并不认真地回答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生命处境，并不认真地回答中国文化传统带给我们的挑战。于是，“先锋”在我们这里很快地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很快地蜕变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循环，在“先锋”作为一种时髦的价值消退之后，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新的文学空间。在一场又一场的“副本”游戏之中衰落了的不仅仅是文学，还有玩文学游戏的人。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谈论过去和背景，似乎有些离题太远，但是，如果不把谈论问题的前因后果讲清楚，不把谈论问题的语境讲清楚，也就无法讲清《马桥词典》的意义和贡献。如今，中国知识界流行的“中国式的后现代”理论的种种版本，对“经济奇迹”和“后现代”属于历史进步的单一性肯定的价值判断，正在剪除着中国知识分子任何怀疑和批判的合法性与可能性。所有时髦的“游戏”都大受喝彩，而所有认真的思考，所有严肃的追问，都被嘲笑和冷落，被大泼污水。事实上，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都无法摆脱世界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可悲的是，“后现代主义”的千丝万缕在别人那儿都是刻骨铭心的真实处境；但在我们这儿，千变万化却常常是一种时髦的标签。
　　令人稍感慰藉的是，在这一派喧天的狂欢节的喜剧中，一些执着的追问者和承担者，终于渐渐地露出了他们诚实、朴素、而又坚定不移的面容。
　　其实，当韩少功彻底地放弃了那种“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的传统小说的叙述原则之后，当韩少功把马桥的历史、地理、气候、社会、文化、人物、习俗、情感、命运、故事、气味、温度、幻想、现实，等等等等，解构分散成一百一十一个词汇呈现给我们的时候，当韩少功把考据、政论、语言比较、思想随笔、笔记小说、抒情散文、方言考察、民俗记录、神话、寓言等等这一系列不相干的文体通通汇集在一部长篇当中的时候，当韩少功在以一种“反小说”的方法来写小说的时候，他所采取的恰恰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开放式的文化立场，他所具有的恰恰是一种冲决一切传统束缚的先锋性的品质。如果从韩少功以《我们的“根”》作为宣言的“寻根”开始，到他创作《马桥词典》的时间算起来整整十年。十年寻根，十年追问，十年对自己和对时髦的不断否定与突破，十年的集大成，韩少功终于有了他的《马桥词典》。
　　以我自己的苛刻的划分，在《马桥词典》之前，韩少功的一切文字都只能算做是一种准备，在《马桥词典》之后，韩少功将可以被称做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
　　一部《马桥词典》从头至尾充满了怀疑和驳问，既有对西方话语霸权的驳问，也有对汉文化话语霸权的驳问，既有对科学至上的驳问，也有对现代神话对人异化的驳问，既有对历史进步的驳问，也更有对语言符号本身对人遮蔽的驳问。可是立在这一切的怀疑和驳问之下的，并非是一个浪漫而理想的“桃花园”。读过《马桥词典》之后，在被韩少功那些或机敏或深沉，或抒情或冷锐的文字引出了笑声和眼泪之后，心头拂之不去的，是那样一种深深的悲凉。在这个叫做马桥的世界里，那一些可以被称做是美好的人和事，在一种麻木、阴冷、压抑的气氛中，或突然或渐渐地死去。那个肯为任何人卖力气，却又在人们共同的压迫下最终变成了哑巴的盐早；那个既殉情于自己的发歌艺术又殉情于女人们，却又最终被人发现没有龙根的万玉；那两棵曾经温暖了人们不知几百几千年，温暖了不知几代几十代人，却又最终被砍倒变成了板凳的老枫树；那个美丽夺人，却死了儿子离了丈夫最终变成了梦婆的水水；那个闯遍广州上海一心要发财一心要想当个现世英雄，却又最终被关进牢房病死狱中的魁元；那头叫做三毛的桀骜不驯、气贯长虹、力大无穷、却又最终死于人们刑法的斧头之下的黄牛……无不叫人肝肠寸断。这是怎样的叫人牵肠挂肚，却又令人阴冷窒息呵。而当这一切被撤去了“史诗”的可能，当这一切被撤去了“理想”的可能，当这一切被撤去了成为“历史”的可能，最终飘散成为一百一十一个孤独的语词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你会不由得悚然想起马桥人对于死亡、衰败、消失所专用的那个词——散发。世纪之初，在东西文化的对撞中，被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所选定的那个世纪性的悲壮的命题，在世纪之末，在对马桥人的一百一十一个词的注释中，再一次沉重地浮现在眼前，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煎熬，是一次对于“肉”和“火”的双向的追问和煎熬。马桥人何其不幸，竟要落入这样一种无人可懂的两难处境？一个在暗夜中的前行者，当连他手中的最后一点火光也消失了的时候，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境地？也许这样问，这样想，太让人绝望。也许为了给这绝望再加上一把煎熬的烈火，历史所能给予我们的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知道，当我因为《马桥词典》而谈论中国人的历史和精神处境的时候，会遇上一道“文化冒险主义”的篱笆。事实上对于中国人的历史和精神处境基本估量的巨大差异，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界，自“坚持人文精神”的争论以来许多分歧的症结所在。由于这个问题太大也太复杂，不是在这篇文章里可以谈清的。但是，我想说的只有一点：撇开别的姑且不提，只要我们还稍稍的记得一点文化大革命，对苦难还稍稍的有一点承担的精神，我们就该明白，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和价值重建，离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实在没有多远！不错，世界上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生来就是为了吃苦和受难活着的。一切对于苦难的承担，也正是为了人的幸福。可是如果午睡后的一只“红富士”，晚饭前点起来的一根白蜡烛，银行里的一点存款，手上的几本文集，搞了几个电视连续剧，间或有那么几次出国“文化观光”，动不动可以闹上一两次文化名人的脾气，这一切都成了心满意足的理由，都成了点缀历史进步的花瓣，都成了跟上“后现代的时代”的标志，都成了“保卫进步”、“保卫文化”的赤胆忠心和铮铮铁骨的支撑点，那么我们就真的可以闭上嘴，闭上眼，也闭上心，在对世俗也对自己的关怀中享尽“幸福”。
　　于是，在这片被现世的幸福所板结了的土地上将难以留下任何新文化的种子；于是，在被“中国式的后现代”理论所矮化了人格的肩膀上，你也难以看见任何承担的愿望。所谓“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历史使命，就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板结的土地上，蜕化成一次又一次的“学术期货”交易，蜕化成一遍又一遍的“学术奔跑”，蜕化成姿势优美唱腔准确的“文化表演”。在这样一场新版的“兄妹开荒”的演出中，我们甚至着急得顾不上把翻土、撒种、除草、施肥的动作做完，就已经赶紧做出满脸夸张的庆丰收的表情来，就赶紧鼓掌庆祝自己演出的成功和轰动。这些年来，在这块精神板结的土地上，这一类的文化空转的表演愈演愈烈。我们只关心自己是否轰动，并不关心是否真的撒下了种子，更不关心种子是否真的生了根。历史所给予的一场精神历程的双向的煎熬，在我们这里却变成了双向的误会和讽刺。
　　在这一片“有福不会享”的讥笑声中，在这一片“有福不让享”的指责声中，韩少功却在中国最能享上福的经济特区海南岛上，弄出这么一个远在湘西的偏僻穷困的马桥村来，而且如此隆重地为这个最没有文化、最落后、最不现代化的地方，编创了一本后现代的词典，叫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来受感动和受启发；弄出这么一百多个语词的谜语来叫我们猜。这时候你就不由得会在韩少功叼着香烟的笑脸的后面，看出几分令人心惊的“黑色”来。
　　出于对语言篡改的警惕，出于对语言蜕变的警惕，出于对在被叙述中语言耗散的警惕，也更出于对语言符号给人自身所带来的遮蔽的警惕，韩少功在后记中把《马桥词典》界定为是“我个人的一部词典”，甚至希望“人们一旦下课就可以把它忘记”。在这个小心的界定和提醒的背后，我们又一次地看到了怀疑。这次的怀疑，是韩少功对自己的怀疑，是韩少功对自己的怀疑的怀疑。韩少功自己也不能确定，在这世纪末的纷乱的激流中，他所找到的这些语词的踏石能否帮助他自己涉过所有的洪水和险滩。
　　在把《哈扎尔辞典》仔细读过，并把人物分类编号，对照前后左右，我发现，帕维奇先生打了一场精采绝伦的桥牌。在这场游戏中一切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花色要分清，点力要算好，将牌和副牌绝不能混同，每一次叫牌都意味着一种欺骗和呼应，每一次出牌都意味着一种堵塞和沟通，在花色变幻的纸牌看似随意撒落的时候，那每一张牌，都是一次分毫不差的法则和约定的执行。作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范本，帕维奇以那部据说是记载了哈扎尔民族全部历史和文化的《哈扎尔辞典》为中心道具，以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这三种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民族，对《哈扎尔辞典》——也即是对历史、对文化、对宗教截然相反又相互迭印的记忆和叙述，展开了一场时空错转，人鬼互换，似真非真，似假非假，似梦非梦，复杂无比，又精采纷呈的叙述游戏。在这个游戏之中，意义在消解，“所指”在滑动，所有对本质的追问都不可确定，所有对生命的承诺都无法落实，所有对宗教的信仰都无处安放，所有对历史的书写都不可流传，所有的理性都在下意识的寒风中纷纷凋零，所有的形而上都在语言的坍塌中落进尘埃。在这场游戏的末尾，随着轰然一声枪响，随着那个四岁的男孩把一颗子弹打进一个空洞的大嘴，对于《哈扎尔辞典》的所有考查和追问的可能，变成一具尸体颓然倒地。与此同时，这个精心搭建，虚实相间，彼此呼应，环环紧扣，迷幻神奇，铺张了十万字的叙述之塔也哗啦啦地坍塌成满地的碎砖乱瓦，倒在那一行谶语般的算式上——1689＋293=1982。这时候你才发现毁了这场追问毁了这个好游戏的那三口之家，却原来是从二百九十三年前，从三个水火不相容的宗教和民族转生变化而来的。这本词典并非像作者在卷头所声称的那样，可以随便打开一页读起来，可以随便从一个词条读起来。那不过是作者在他采取的解构主义的叙述策略中，给读者故意留下的玄虚。你不把他精心编织的那一套结构和关系搞清楚，你也就根本无从去体会那最后一枪的“解构”和“颠覆”的震撼。何况，帕维奇并没有把《哈扎尔辞典》的叙述真正的词典化，在他开列出来的二十个单词中有十七个是人名，这些所有的人名解释都是有关此人围绕“中心道具”的叙述的展开，由于叙述关系过分的复杂，帕维奇最后不得不放弃词典方式而借助于十一封信的书信体的自述，和一段法庭审讯记录，才最终结束了自己的故事。帕维奇也正是依靠“不可卒读”拉开了与读者的距离，从而改变了阅读的旧习，把读者强拉进他的书写之中的。其实，词典体并非是帕维奇的独创。在《哈扎尔辞典》于一九八四年发表的前七年，法国的那位学术大师罗兰·巴特就已经发表了他那本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奇书《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当然一九七七年的罗兰·巴特还远远轰动不到中国来，那时的我们正等着轰动于一场《于无声处》的政治惊雷。
　　但是，有了解构主义，有了意义和主体的消解，有了理性和形而上的塌陷，都并不能停止人的活动。在《哈扎尔辞典》发表数年之后，就在帕维奇教授的眼睛前面，一点也不虚假的子弹满天横飞，绝对不会消解的坦克、飞机和大炮覆盖大地，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鲜血和肢体随着爆炸的硝烟四下迸溅，塌陷了的只有平静的村庄和美丽的萨拉热窝，竖立起来的只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墓碑和断垣残壁。数万人死于战火，二百一十多万人背井离乡。不过你要是去问问交战的各方，他们保证都有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神圣得不能再神圣、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各种理由。一场战争结束了，一张地图重画了。若干年后，几个以东正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各自主要教派的国家会加入到世界中来，那时候，他们肯定会隆重地编撰各自的代表国家尊严和民族文化的各种词典或百科全书，可那时的人们已经不大会注意，印刷这些词典和“全书”的油墨里早就渗透了人的鲜血。面对此景，不知帕维奇教授再写词典体的小说的时候，将能使用什么样的新方法。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也真的不必为马桥的阴冷、麻木、贫困、落后和马桥的“散发”，产生一种专门的独属于“落后民族”、“低等文化”的羞愧和耻辱。就像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向善向爱之心有着同样的重量一样，属于人类的、属于人这种物种的残忍和贪婪也是没有红、黄、白、黑的肤色之分的。
　　在罗兰·巴特写了《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之后，在昆德拉用“七十一个词”为题在《小说的艺术》中写了他的第六章之后，在帕维奇教授用半部词典体写了他的《哈扎尔辞典》之后，韩少功用全部词典的方式，写出了他的《马桥词典》。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就好像在福克纳的作品中可以看见乔伊斯，在《哈扎尔辞典》中可以看见罗兰·巴特、可以看见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样，在如今这个世界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但是，当韩少功把他的一百一十一个用中国的象形的方块字、用马桥的方言所组成的语词开列出来，放在纸上的时候，他的叙述策略和游戏规则所让你看到的，显然是一盘最自由无居又出神入化的围棋。在这种由中国人发明创造出来的游戏中没有主牌副牌，没有那么多繁复细致到令人生畏的规定，棋子只有黑白两种，棋盘只有纵横相交的十九道直线，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每一个棋子在棋盘上都是平等的，不分主次的；力量的较量是在黑白错杂，阴阳吐纳之间完成的。
　　看《马桥词典》，你会发现韩少功在他的叙述策略中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巨大的矛盾之中：从总体上看他采取了解构主义的立场，把一个活生生的马桥世界，解构成为一个一个的单独的词，并且他在行文当中不时流露和反复表现了这样的立场；但是在他对每一个词条的具体叙述时，他却使用了全知全觉的、“本质主义”式的陈述，看他言之凿凿地或论证或陈述，你会觉得他一点也不想解构自己。这是一对极其富于张力和摧毁力的矛盾。面对这个矛盾的不仅仅是韩少功，还有所有采取后现代主义立场的人们。
　　韩少功把洋洋二十八万中国人的象形的方块字，撒在这个巨大的张力场中。他从容不迫地看着它们黑白错杂，阴阳吐纳。
　　韩少功的贡献正在于，他把中国人的象形的方块字，他把中国人的某一种方言，带进了这样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巨大的思维和体验的空间之中——
　　如果没有象形的方块字，没有那些对马桥方言的注解，韩少功这样一场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突进，将丧失它巨大而深远的中国人的文化背景。
　　如果没有韩少功对于马桥世界的叙述，这一份独属于中国人的，独属于韩少功自己的万千生命体验，将无从被放置于世界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火光烛照之下。
　　任何人，不管他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如果想进入马桥的世界，他就必须翻越这一道有着悠久的历史、包含了绝然不同智慧的象形的方块字的高山，和由象形的方块字所组成的中国人的语词的崇山峻岭。否则，他将与这场游戏无关。否则，他将与这所有的历史和文化无关。否则，他将与这全部的刻骨铭心的生命的体验无关。
　　在韩少功用二十八万字走出来的这一盘精采的围棋的盘面上，单个独立的以单音节发音的以象形性为根基的方块字，显示了一种无比自由的组合，和无比丰富的表意能力。它们每一个字也就是一个棋子，它们所组成的每一个词，又是一个新的开拓和变化。韩少功带着自己所加给它们的各种各样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政治的、小说的、诗歌的、寓言的、神话的种种意义，参加到这样一场后现代主义的游戏当中来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舒展自如，游刃有余。它们并没有因为马桥的偏僻穷困和落后，而在这场后现代主义的游戏中，也显得穷困和落后，也显得像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乡下人。相反地，它们竟是如此的生动感人，竟是如此的朝气蓬勃，如此的充满着不可压抑的生命的力量。在一场后现代式的文学游戏中竟然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审美潜能。为此，我们应当感谢韩少功！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回到文章的开头了。
　　不错，在有了这么多的主义，这么多的眼光，这么多的尺度，这么多的被不同的人所记忆的不同的历史之后，文学还能做些什么呢？文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在有了这么多的主义，这么多的眼光，这么多的尺度，这么多的被不同的人所记忆的不同的历史之后，还有人类的存在，还有人的存在。只要有生命存在一天，就会有不可停息的对于生命的体验和表达的渴望。尽管我们这颗星球已经不知被多少种真理涂染过多少回了，尽管我们知道当下这一次的涂染叫做“后现代主义”，可我们也知道，这一次的涂染之后，生命之根还是要顽强地露出地面，它还要遇到另外的不知什么主义的涂染。不管有过多少次有过多少种“真理”企图把生命整齐划一，但是它们最终都没有能够做到。所有属于生命的最深刻的体验都是不可临摹和互换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不是欧洲人，欧洲人不是美国人，非洲人不是美洲人，马桥人不是北京人或者广州人，帕维奇不是韩少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限的眼光和尺度，将永远不能覆盖无数的作家和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和文学获得了永存的源泉和滋养。也正是在这五十亿生生不息的生命的厚土里，最终生长了又掩埋了一茬又一茬的“真理”，最终生长了又传唱了一首又一首的咏叹的诗歌。
　　近几十年来，在欧美发端、壮大并又最终影响波及到全世界的后现代主义潮流，使我们再一次看到别人对于世界深刻的影响，和对于人类难以估量的贡献。越是理解了别人在方法论和价值观意义上，深刻、全面而又巨大的颠覆和重建，也就越是感到自己的贫乏和困顿。这是所有虚无或自大的盾牌都不能掩饰的，这是我们焦灼不安的真实的生命体验。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地接受那个旷日持久的煎熬。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接受“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命运。尽管这一次的明显煎熬，是一次双向的煎熬，可除了接受而外我们并无别的选择。
　　只是这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一次又一次的流血，一次又一次的自毁自戗，使这场煎熬变得惨绝人寰般的酷烈。一百五十年，对于历史太短，对于生命却又是何其漫漫！当希望一次次地变成绝望，当绝望一次次地变成虚妄，我们又拿什么来慰藉生命？拿什么来慰藉一代又一代悲绝的心灵？每想到此，我就反复想起那个中国人的古老的神话，这神话很短，它只有三十七个字：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这三十七个字，越过千年悠悠岁月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一个长长的没有走到“大泽”的“道渴而死”者的名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们死了，孙中山、黄兴、秋瑾们死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们死了，王国维、陈寅恪们死了，鲁迅死了，胡适们死了，胡风、老舍、傅雷们死了，离我们最近的顾准也死了……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道渴而死的。是的，还是“道渴而死”。我们不能欺骗自己，我们心里都知道去“大泽”的路正遥遥无期。在我们之后，还会有不知多少“道渴而死”者倒在这去往“大泽”的路上。我们该把这三十七个字刻到石碑上，把这三十七个字刻在石碑的两面，把这石碑放在我们的心里——以悼念死者，以昭示来者。
　　是的，“未至，道渴而死。”这是我们的宿命。
　　一九九七年元月七日下午三时完稿，九日改，十一日再增写，二月四日再改，于太原寓所。